在1997年8月的深圳，炎热的夏季让人感觉窒息。在罗湖区消委会的办公室，投诉信像小山一样堆积，甚至有超过一尺的高度。走廊外，上百名愤怒的商户聚集在一起，有人大声呼喊“还我血汗钱”，也有人表示若不解决，将拉着横幅走上街头。消委会的干部杨剑昌查看着这些举报信，眉头愈加紧锁。他发现，这些投诉不仅仅涉及普通的买卖纠纷，而是与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相关的“认租表”和会员卡收据。他坚定地接下了这个调查，但当时并不清楚，这背后暗藏着一个自称资产近几十亿的“财团”，以及一个涉及20亿的连环骗局。

这个骗局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来作为诱饵。90年代的深圳，国贸大厦不仅是个地标，也是财富的象征。泰明公司在这里进行“招租”，播放着极具吸引力的广告：第一年免租，之后至第九年每平方米的月租金仅需100元，而周边市场的租金价格却高达800元。如此巨大的差价，使得无数梦想发财的人眼红，流行的口号“炒股票不如炒国贸商铺”更是广为人知。

在租铺位登记的前一晚，数千人在国贸商场门口排队，甚至有人带着铺盖卷彻夜守侯。登记首日，就有1600多张认租表被迅速抢空，次日又有3000多张被出售。每一张认租表需支付2万元的定金，短短两天内，便有一个亿的现金流入彭氏兄弟的口袋。在黑市上，认租表的价格甚至炒到了6万元。然而，杨剑昌的调查撕开了这个光鲜的外衣。他走访了房管、工商等多个部门，发现泰明公司在国贸大厦实际仅拥有600多平方米的物业，且早已抵押给银行。而广告中宣称的“一万多平方米”全是虚假信息，甚至连提供给租户的房产证复印件也是伪造的。同时，彭氏兄弟还控制着粤民百货，疯狂吸纳了包括过万名消费者的会员卡费和750多家供应商的货款，加起来超过5000万元。

杨剑昌连夜撰写了《关于深圳泰明国贸商场极大欺诈案的调查报告》，并将涉及欺诈的金额估算到1.2亿元。报告上交后，立刻引发了巨大反响。首先找上他的是说客，彭海怀托人到杨剑昌那里提出一个惊人的条件：只要他停止调查，便给予他500万元的贿赂。在90年代，这500万元足以在深圳购买多套房产。杨剑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接着是威胁，家里的电话成了恐吓的工具。有人的低沉嗓音威胁：“小心你的家人”，还有电话从外地打来，语气平静却透着威胁：“你这种人敢和我作对，我愿花2000万买下你的命。”他的妻子因恐惧每天都小心翼翼，不敢出门。

更荒唐的是，到了1997年12月，彭海怀以泰明国贸公司的名义，将杨剑昌告上法庭，理由是“名誉侵权”，索赔金额高达1734万元，成为当时国内个人索赔的最高记录。一个公务员面临天文数字级别的索赔，以及巨额的诉讼费用与精神压力，这场官司持续了整整两年。在罗湖区法院和深圳市中院之间反复折腾，杨剑昌在一审时胜诉，但在二审中被发回重审，结果三审的结论截然不同。杨剑昌甚至8次成为被告，因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住院多次，40出头的他头发已几乎全白。

他在法庭上怒问对方：“作为消委会工作人员，我因接到投诉而负责调查并撰写报告，是我的本职。而你们造假骗钱，竟反咬我？”1999年迎来了转机。审计署在对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审计时，发现了几家可疑公司，如泰明实业和蛇口航明等，这些公司均为彭氏兄弟所控。进一步调查揭露了彭氏兄弟在短短几年内，通过担保、伪造贸易背景等手法，从深圳工行等多家银行骗贷超过20亿元，其中深圳工行的5家公司欠款总额竟达5.35亿元，且85%的债务来自信用证垫款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些信用证的资金最终流向了彭氏兄弟在香港注册的公司，银行成为了他们的提款机。审计署迅速将审计结果上报国务院，朱镕基总理对此指示“彻查严惩”，而李岚清副总理也认为此案“骇人听闻，应立即查处”。案件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关注，随后移送至公安部，由深圳市公安局立案查处。

2000年，审计署再对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审计中，查出彭氏兄弟的海怀房地产公司特大骗贷案9000万元，领导人指示后又移送深圳市公安局处理。2001年1月，深圳中院再判决杨剑昌胜诉，但彭氏兄弟早已在半年前逃离了深圳，相关部门向他们发出了红色通缉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