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997年5月，一篇发表在《北京日报》的文章，唤醒了公众对神秘人物阎又文的记忆。作者罗青长，曾在隐蔽战线工作多年。在经中央领导的批准后，阎的真实身份被揭露——他并非一般的起义者家属，而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已久的秘密党员。这个身份之所以被隐瞒了整整三十五年，原因并不复杂。阎又文执行的是单线联系的秘密任务，知晓其身份的人寥寥无几；即便新中国成立，他也并未选择立即公开身份。对潜伏人员来说，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能够暴露身份，保密常常要持续到生命终点。

阎又文生于山西荣河，毕业于山西大学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从山西辗转前往西安和延安，在那里接受了情报和秘密通信相关的训练。当时的延安条件极为艰苦，机要工作尤其需要小心谨慎。电讯、密码、文书，每个细节都至关重要，一字之差可导致严重后果。

大约在1938年，阎又文被组织安排到傅作义部工作。身为普通人，他没有军事背景或显贵的身世，却凭借扎实的文笔和出色的执行能力受到重视。在傅作义重视公文的环境中，阎很快赢得了信任，逐渐晋升至核心机要岗位。这个职务让他获得了接触重要文件的机会，但也加大了工作的危险。在阎又文的手中，傅作义部队的调动、部署和内部意见都需秘密传递，虽然具体传递方式少有记录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长期负责搜集与整理情报，并进行传送。

自1939年起，原有的联络渠道遭遇中断。对于地下工作者而言，失去组织联系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行动，相反，这段时期更需要独立思考和坚守。阎又文形容那段时间如同“守着一座没有窗户的牢房”，他无法获取组织消息，亦不能主动暴露身份，只能步步为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不仅依赖文件传递情报，还利用职务之便接触物资，曾为敌后行动提供急需药品，风险极大，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多人受到牵连。他之所以能够持续保持这一身份，并非仅靠勇气，更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克制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地下联系逐渐恢复。阎又文与组织重新建立联系，沉重的压力终于有了宣泄之处。当有人与他接头时询问：“你是荣河的阎又文吗？”他确认身份后，仅仅说了一句：“总算盼到组织了。”这简短的句子却分量十足。

真正改变北平局势的，正是1948年底至1949年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。平津战役展开后，傅作义集团的部队部署与撤退方向等信息，决定了北平是否能够避免战火。阎又文不仅是傅作义身边信任的顾问，同时也是中共中央获取傅部信息的重要渠道。当时，傅作义面对南下和西撤或留守北平的选择，阎又文并没有简单劝说，而是从军事形势、部队处境和市民安危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。他告诉傅：“南下未必顺利，若北平被毁，后果将非常严重。”这看似是在提供建议，但实际上蕴含着共产党人对于和平的期盼。

经过多轮谈判，傅作义最终接受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案。1949年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的条件逐步形成；1月31日，人民解放军进城，古都避免了大规模的巷战。阎又文在这场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既要准确传达各方意见，又必须维持谈判中的信任，稍有偏差局势便可能逆转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阎又文选择继续在傅作义身边工作，后来担任水利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务。表面看似平常的工作安排，实际上却反映出组织对他继续保持特殊身份的考量。1962年，阎又文因病重，临终时未向家人透露过往，只留下了一句：“有事，找组织。”他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。孩子们在工作和参军时填写家庭历史，常面临困难，因为官方档案中查找不到父亲作为秘密党员的记录。

这种认证直到1990年代开始逐渐显露。包括王玉在内的老同志在晚年呼吁恢复阎又文的历史身份。有关注材料经过核实后，中央同意公开纪念这位秘密党员的文章。1997年，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了这篇文章，正式确认阎又文早在抗战时期便是党组织的成员。

他留下的不是传奇，而是一种极为严格的工作方式。长期处于敌对核心，自始至终不争功、不表露身份；多年与组织失去联系也不轻言放弃；即便家人面临误解，他依旧守口如瓶。傅作义晚年曾称赞阎又文是难得的人才，但始终未能理解他真正的政治身份。据回忆，阎又文的一生有大部分时间都置身于秘密之中。对他而言，最难的并非融入那种环境，而是在普通人的身份中生活、工作，直到去世时也没有得到公开的认可。那篇迟到三十五年的文章，补充了这一段被历史遗忘，却从未被忽视的经历。